6月是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在这个仲夏之际，高考考生通过填报志愿选择将要入读的专业，高校毕业生（从本科生到硕博士研究生）通过投递简历向招聘者介绍所修专业，以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什么是专业，或者说一门学科是什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诸多学科纷纷诞生，知识的古典时期也就此结束。研究对象、方法论和基本假设得到重新界定。自此，专业化成为诸学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让学生接受一门学科的专业训练，以一技之长谋生成为高校培养学生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也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它们塑造了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可能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视角。其发生的具体过程，当然因学科因个人而异。
这些年，从校园、劳动力市场到各大网络平台，大家都在热议什么专业冷门、什么专业有前景。在图书市场上，并不乏志愿填报指南，以及各个学科的入门书籍。我们希望提供一种超越基础介绍的、更富有情感的学科叙事，也希望借此呈现出关于学科教育的多元认知方式。
我们策划“我和我的学科”专题，第一期由文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高校教师，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和我的学科”。他们既谈这个学科是什么，也谈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学科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们在教学中产生的对于本学科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在大学的众多专业设置中，汉语言文学（中文系）一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那个。它既承载着关于文学的一切浪漫化想象，也在择业导向下不可避免地被寄予了远超专业本身的期望。实际上在设立之初，这一学科本是一门深植于语言、历史、社会之中的知识系统，它暗含着人对自我进行教育的真诚许诺，归根结底指向的是我们与他者、与现实的深层关系。在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中，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张秋子分享了她对中文系的观察与理解。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0日专题《我和我的学科》的B04-B05版。更多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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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子，云南昆明人，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比起“外国文学老师”或“专业读者”，更想做“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的人”。出版作品有《堂吉诃德的眼镜》《万千微尘纷坠心田》《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
周三晚上，结束了对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的细读课，我和几个相熟的学生一起散步到校门口。他们总是陪着我，直到我打到回家的车。我问起了其中一个女孩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原因，她说你不记得了吗？我这才想起，她在大一时学的是新闻，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才促使她转了专业。当时，她的老师要求所有人拍摄一张具有新闻报道特征的照片，她在操场散步时捕捉到了理想的一幕：夕阳之下，一双跑步离地的脚，光线、构图与动作都恰到好处。但是，她收到的评价是：“太文艺，背离了新闻的客观性”。转专业的决定，就是在当天晚上做出的。并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得到了否定回应，反倒是因为它发出了某种“召唤”，让这个女孩觉得，越来越清晰的天性，正在强烈地敦促她转向一个不那么客观乃至更感性的世界。所以，她来到了我们中间。
我知道，这个故事过于浪漫和带有戏剧色彩了，人们可能更容易在小说里看到，就像约翰·威廉斯在《斯通纳》中描绘的那个“刺痛时刻”——一个在美国中部农村长大的孩子，读大学时稀里糊涂地选了最亲切的农学，可是仿佛身不由己，他对农学的兴趣越来越淡，反而在选修的几门人文学科里感到了兴味盎然。大二那年，在图书馆一排排人文书籍中，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那是他不熟悉的东西，翻阅之时，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阵“刺痛感”，笨拙的手指翻着那随时可能会撕破的纸张，他感到，纸张里包含的巨大秘密已经以一种“刺痛”的方式俘获了他。毕竟，痛苦也是喜悦的一种形态，接受天性发出的声音，接受莎士比亚而非农作物扦插，总是要以摧毁过去的选择、过去的理念乃至过去的生活为代价的。
这些故事强化了人们对于学习文学的浪漫化想象，但实际上，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感性认知的方式或者领受文学时的刺痛。
当一个年轻学子跨入汉语言文学之门，她或者他要面对的，有冷峻而深奥的语言学等学科、手捧令人读到满头问号的西方批评理论、翻阅似乎永远读不完的文学史,并且与两千年诗赋中流传下来的那些古人熟悉你却不熟悉的修辞章法作斗争；更别提，当熬夜写论文或站在“考公—考研—考教资”三岔口艰难抉择时，蓬头垢面早已取代了纯粹阅读时的那份会心一笑。就这样，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很多“中文人”不得已，学会了在“自在的阅读思考”与“规范的格式体例”之间灵活地横跳：也许，白天刚在课堂里分析完福楼拜小说里灵动的“交响乐结构”，晚上就得对着教资模考的“语言知识与运用”默写“词类活用”的例句；又或者，为了给论文寻得一个恰当的出处而翻完一整年的《文学评论》后，已经记不起这篇论文灵感乍现时带来的快乐……
所以，这门学科从来不是文艺飞地，而是一门深植于语言、历史、社会之中的知识系统。
随着时代演进，它的内容变得日益复杂，既包含经典文献的精读，也涉及文化现象与理论思潮的激烈碰撞，甚至会延伸到对亚文化文本与跨媒介传播的分析上。就算是文学本身，也是一个由文化与语言浓密编织起来的巢穴，漫不经心的人往往盲目地路过而浑然不察。所以，那些看似与审美相左的技术与思维训练，构成了这门学科最必要的底色，也是这门学科进入现代性语境后的必然要求。作为现代产物，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学资源，又深受西方现代大学学科制度与方法论的影响，必然是一个不断被“重新定义”的现代学术构造体。它所培养的，也早已超越了“文艺”，更关乎表达的“有物”、判断的审慎、感受的敏锐，以及面对复杂意义世界时持久的理解力与分析力——这些具有分量的能力，微妙地平衡着天平另一端轻盈的审美与顿悟。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2023）剧照。
选择中文系的理由
当然，在二十年前，我并不知道这些。
虽然不该用是否“热爱”或者听到“召唤”来评价一个人选择专业的理由，但如果恰好某个专业与你的兴趣相契合，那总是幸运的。我也是这种幸运儿。带着对文学阅读的确认，高考报志愿时，我的所有志愿都是“汉语言文学”。可惜，我没能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最终只能进入本省的一所地方院校就读。这就意味着，在我对于专业的记忆中，不可能有人们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大师与门徒”的故事——比如一个懵懂的学生因为听到学术泰斗在课堂上的一句话而忽然开窍，继而投身文学之海；比如绿荫下的校园咖啡馆里，几个学生围着著作等身的教授，就某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这些场景也许会出现在我的幻想里，却从未出现在我真实的处境中。
我唯一记得的，是十九岁那年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课，老师一句一句念着讲义，我们一句一句把内容听写进笔记本。这种传授方式是否已经真的改变？我不确定，很多时候，听写讲义不过是被念PPT代替了。全国每年能进入名校的学生，不到高考人数的百分之十，而我属于另外那百分之九十，是沉在水面之下的大多数，是常常不被看见的一员。我也因此观察到：在许多地方院校，文学的传递方式是静默的、盲从的、缺少名人与名场面的。它没有那么多“点燃”或者“感召”的时刻，更像是日复一日的持续中，被焐着、被藏着，慢慢存下的一点点热。
热源应该是自己。十多年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给我了足够多的自由与包容去焐热自己。实际上，在高考之前，阅读已经是我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那时当然没有什么阅读的品位与标准，无非是家里有啥就看啥，高中的课间，手捧一本《约翰·克里斯多夫》好像总比捧着模拟试卷要高级一些（读研的时候，我听说同学在高中时就开始读福柯，感到了社会巨大的鸿沟，因为她的父母都是高校老师）。和不少落榜进入地方院校或者普通院校的孩子一样，那时的我憋着一股气，心中把名校生们都当成了假想敌，暗中较劲，觉得一定得读出点东西来。后来，看金爱烂的小说里人物们因为各种考试和录取而变得栖栖遑遑时，总会暗笑当年自己的“加戏”，我那时的愤懑，又何尝不是栖栖遑遑呢？它太容易滑向“热血文学青年”的神话了。不过，本就偏爱的阅读又被不甘心的志气那么一催化，到底成为头等重要的事。
《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
张秋子 著
读库 | 新星出版社
2022年1月
不设限地读书与沉思，这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给予它的学子最丰沛的礼物。
十多年前的课程设置还没有如今这般繁复，学生的课余时间也不至于被各类项目、活动和比赛占满。我有大量空闲可以贪婪地阅读，几近饕餮，以至于我一度迷信：学习文学就是理解自由。由于条件所限，学校既没有开架式图书馆，也没有电子借阅系统。每次借书，都要先翻找卡片目录，再根据标记的馆藏信息请图书管理员帮忙寻找，又因为借阅数量有限，我去得特别频繁，管理员忍不住抱怨：“你是研究生啊，要读这么多书吗？”我把这句抱怨曲解成了肯定。买书也是日常。每周我都会坐公交车去昆明当时最好的学术书店“清华书屋”选书。把一本卡西尔（《人论》可是当年的明星书！）或本雅明装进书包的那一刻，自我塑造的可能仿佛又多了一层。其实那时，我并不算是这个专业里的“好学生”，成绩常年处于中等偏后（那时候还没有绩点制度）。我常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抽屉里放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集，从上课一直读到下课，直到教室空无一人，窗光苍苍。外面总有人在打乒乓球，小球的弹跳声哒哒作响，像水滴一样，以一种匀速而绵长的节奏，陪伴我吞噬一个个字符。有时我甚至为读书而逃课，用图书馆的日日夜夜代替了课堂的出席。感谢那些宽容的老师，从未让我挂过科。
所以，我也无法用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口吻，来描述我在这个专业里学过哪些课程，这些课程又分别给我了什么启发和改变，哪怕把所有记忆的收拢汇聚，也不过是没有同伴的、孤独的阅读而已。有一次，我读到布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说自己沉浸在工作里的超然与忘我状态，觉得心动不已。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石匠，雕刻着一个教堂里高高在上的柱头，那个柱头淹没在穹顶深处，注定让人完全看不到。我那时就觉得，人文学科，尤其是对于文学的学习，本质上也是一个向内掘进、自我雕刻的过程。后来，我把这个体验写到了《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习得会分岔成两条路。一条是建塔式的。人们远远就能见到塔。它是外显的，也是外求的，是展示的，也是装点的，它会体现在报菜名式的人名罗列、理论枚举中与机械的知识积累中，当然，用论文、奖项、项目、头衔、称号来标记更为直观，但还有一种是挖井式的，它首先追问的是：所读之书会和我发生什么关系？它是内观的，也是浸润的，是掩藏的，也是幽微的，人们站在大地上，往往看不到一个人挖的井，因为井中深刻的回响只是对自我隐秘的褒奖与渐进。理想的文学阅读应该是挖井式的，它最初与最终，成就的都是对性命与个体的理解。”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迈向对自我的教育
也就是说，正因为这个专业对阅读的无限鼓励，它也暗含着人对自我进行教育的许诺。
在这场漫长的自我教育中，所谓名师与名场面，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前提。它倡导个体在文学内部自由穿行，也鼓励学子从文学出发，进入广阔的人文学科星丛（constellation）之间穿梭浮游。从本科的阅读开始，我就常常从一首诗滑向一段历史，从一段叙事拐入一场思想运动，从文学批评中抬起头，忽然发现已经站在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哲学的门口。在这种不设限的阅读中，一个人得以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感知方式——不是靠规矩的灌输，而是在不断捕捉、关联、重组中逐渐生成，它总是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自我训练让我们得以捕捉看似隔绝领域之间的微妙回响，并在面对文本时葆有更广阔的视野，从而绕行既有范式，“包抄”文本。在学术话语日益僵化与均质化的当下，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突围路径，甚至一种重建个体写作风格的可能，直到今天，我仍延续着在本专业就读时养成的阅读方式：逃逸学科的边界，在知识的星图上自由接线，并由此形成了不那么“套路”化的写作风格：每当阐释一个文学问题，我总希望它能在异质的视野中充分“泡发”——如同普鲁斯特笔下那块浸入椴花茶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在千滋百味中唤醒最本源的感知。
就此而言，哪怕那四年的本科时光并不算愉快，但它给予我的，仍然是深远而持久的馈赠。四年之后，我带着一肚子消化不良的书页与未尽的问题，来到南开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初入名校，我并未感到畏惧，反而有一种笃定——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好，甚至更好。记得那时有一门文学理论课，是周志强老师主讲。他要求每位同学展示并讲解一种文学理论。如今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讲的是哪一种，但还记得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全程不用PPT，并且脱稿。我相信，潇洒、流畅而有厚度的表达，是这个专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文学科赋予我们的根本训练之一。我为那次展示写了一万多字的讲稿，并将它全部背了下来。那段时间，有好几个清晨，我会在朋友们还没起床的早晨，悄悄走到宿舍楼后的空地，一遍遍背诵全文，不容许自己有任何卡顿与犹豫，也不容许有一个口头语或废句。我希望不只是在背诵文稿，更是在训练一种对语言的掌控力、一种将思想借由口头有序展开的决心。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和经验积累，我不再需要将每句话“硬背”下来，而是慢慢习得了一种更松弛、更从容的言说方式——知识不再作为“写好的稿件”呈现，而是作为生命经验与理解结构的图式自然地生成。回望这一切，我越来越意识到：汉语言文学对人的根本要求之一，也包括对“言说”的主动承担：信任语言本身的能力，然后通过它抵达世界、抵达他人、抵达自我。
可以说，在本专业中，言说就是一种立身的方式与伦理的姿态。这些年来，持续面向公众的写作与言说，不只是我打破专业边界的一种尝试，更是回应这门专业在精神上对其学子的内在召唤，它要求我们不仅能深耕文本，也能将所学转化为公共表达。更重要的是，公共表达并不是高校知识分子的特权，而应成为一种专业乃至职业共识：无论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公务写作者、商业写作者抑或媒体人，所有被汉语言文学所塑造并且持续在语言中行动着的人，都应该共同承担、也有能力实践这种表达。因为我想，言说不仅承载着思想，更承担交流的伦理，它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始终指向我们与他者、与现实的关系。
同样的，基于向外言说的伦理，那些在学术内部浮现的思想之光都不应被封存在象牙塔内闷烧，而应当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被点燃、被看见、被回应。如果我们将所领受的学科精神与学科之美牢牢圈禁在学术建制的高墙之内，它最终只会留下一些脱离现实、没有温度的死物。我常常感到，学科真正的生机，不在体系与制度的高墙内，而在那些偶然的言说与跨越边界的共鸣中：我曾经在雨夜的独立书店中，遇到过饱读文学的广告人，我们从布劳提根一直畅聊到燕妮·埃彭贝克，那种纯粹由阅读与好奇驱动的深谈，在惯于术语与概念调度的学术圈里并不多见；我也曾在街边，遇到过开着面包车兜售书籍的中年书商，他向我热情地推荐哲学著作，我则以一本文学作品回敬，他在生活中可能会因为潦倒被视为失败者，但跨越学术之墙，在彼此的言说中，我觉得他是可敬的对手。正因如此，以专业之名，向外言说，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出口，更是将学科精神带入世界与现实，甚至让语言重新获得公共生命的方式。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从向内的阅读到向外的言说，从学生到外国文学教师，我终于能以一种更完整、更复调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我已浸润十九年的学科。那些曾在我身上发生的片段，曾因年轻或无意识而未被充分理解，如今它们在教学的现场或者在学生身上重新上演时，其中的意义浮现而出。
最强烈的感受是：这个专业吸纳了大量兼具灵气、感悟力与判断力的学子，而这些素质从不以学校层级为绝对划分。换言之，尽管社会评价体系固然存在高下之分，文学的馈赠却从不厚此薄彼——它施予地方院校与顶尖学府的学生的，从无本质差异，只要你有心领受。
正因如此，在我长期从事的外国文学教学中，每一年与这些学生的相遇都成为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他们的存在，让文学教学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居高临下的“启蒙”模式，转而成为一种动态、互动、生成的共同创造。某个偶然的提问、一句敏锐的回应，恰恰就是思想进一步生长的契机，文本也会因为你来我往、“多回合制”的阐发，变得更加立体丰盈。我常常感到，我比学生更依赖这个课堂，为了不辜负每一次可能遭遇的鲜活的讨论与思考，我必须用更加严格与勤勉的方式去读和去写。这些鲜活的文学现场同时也正印证了，汉语言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学教学，可以成为西蒙娜·薇依或者列维纳斯意义上关于“责任”最具有实践性的语境之一——实际上，这也是我与一些已经毕业，成为中小学语文老师的昔日学生们最常说起的话题：当我们看到台下每一张脸（le visage）的时刻，我们就已被召唤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无限的、无条件的，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自由和意愿。更直白地说：我们怎能、怎敢“水”过任何一节课？我们在作为志业的专业中“扎根”。
正因为上面这些发生在我自己和学生身上的故事，我从不担心AI能够真正改变什么，作为一个重度ChatGPT的用户，我很清楚AI在资源的搜集整合、文本润色方面的卓越能力，但同时，我也发现AI在处理文学时，是缺乏感受力与个体性的，它是对“众人”观点采集后的精妙复述，在博采众长后，再伪装成“原创”或者“点子”，但是它永远无法提供令人如“脊椎过电”的感知力，以及一眼在文本中抓取到别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的个性。感知与个性，恰恰是本专业中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最可能提供的东西。
仅仅在这个学期的教学中，我就遭遇了无数次这样的个性与感知力勃发的场景：在细读和讨论詹姆斯·乔伊斯的《泥土》时，就算AI能捕捉到泥土这个关键意象，也只会把泥土（clay）一词和乔伊斯惯常的隐喻“死亡”联系在一起，毕竟它阅读过的几十篇论文几乎都是这个结论，但在实际的课堂中，就有同学认为，泥土是黏性的，除了沉重的埋葬之外，它还可以与黏合、弥合联系在一起，这个解读也和原文中主角的“和事佬”身份对应起来，这样，对于角色的理解就多元了起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死亡与黏合这两重状态来看乔伊斯对爱尔兰文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他憎恨已经僵死的本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彻底割舍。
在面对长篇巨制的作品时，AI更是捉襟见肘，它无法像一个有生命的人与文本的每一个字句切磋、琢磨，所以它无法给出任何有效的细节，就连对故事的复述都是粗糙简陋的。也是在这个学期，我们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时，有同学注意到陀氏对“一分钟”这个时间尺度的迷恋，在很多时候，他都会让角色在一分钟里做出极限的思考以及剧烈的行为。AI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微妙而富有个人气息的细节，哪怕它被喂入上百篇关于陀氏小说时间维度的研究文章，因为，那上百篇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课堂上这位独一无二的学生。正因为他的存在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他的发现也具备了不可复制的价值。这位同学的观察也启发了我，继而，我会联想到现代小说中对“当下”时间尺度的处理方式：伍尔夫在《海浪》中用“现在”一词不断制造多重意识的共时波动；博尔赫斯则在某些小说中将一分钟无限拉长，凝聚成奇迹般的一生；甚至本雅明在“弥赛亚时间”中描述的那种潜藏着改变历史结构可能性的当下时刻……换言之，陀氏的时间意识已然具有惊人的现代性气息。
《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
张秋子 著
新行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10月
每个学期、每一周甚至每堂课，惊喜都会不期然地发生。它让我想到苏格拉底与人聊天时的状态，他似乎并不那么想认识真理、把握真理，也不太关心确定性，而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进行深化，迫使与之对话的人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关心自己”。也就是说，真理于苏格拉底而言，不是目的或者结果，真理处于动态中，真理也会显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内部。如果我们以苏格拉底“走在真理之路上的状态”来理解文学专业以及其中的文学批评，也许就更容易理解，它的魅力不在于得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或是拼贴出一堆不明觉厉的黑话术语，而在于思辨过程本身的层层展开与逐步深化。这是思维的乐趣所在，是专业的乐趣所在，自然，也是人与人交往的乐趣所在。
很多时候，当校内的课堂结束后，我们仍会在“第二课堂”中继续思考与探讨。那些在课堂上尚未被充分阐释的问题，常常在微信群的对话、路边的散步、食堂的饭桌旁、小吃店与咖啡馆的角落中被彻底而酣畅地讨论完毕。对我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大的魅力之一，也在于它悄然吸引并连接起了一群性情与旨趣相似的人，促使我们与先贤、与同道、与彼此形成一个日渐紧密的智识共同体。很多年前，我就把微信朋友圈的签名改为“相信同道与先贤”，其实就是对这种基于专业精神而缔结的智识共同体的铭记。我希望，这个共同体既非封闭的圈层，也不会是短暂的相遇，甚至它不会受限于课堂或者校园，它是流动的、开放的，始终为热爱阅读与思考的人留出位置。即便毕业了、离开了校园，甚至以后并未从事与文学直接相关的行业，彼此的连接依然不会断裂，它将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彼此继续前行时可以借力的隐秘的支撑。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收到了已经成为中学老师的前学生发来的微信，与我讨论易卜生戏剧的细节和相关学术文献。
我想，汉语言文学，从来不只是知识的聚合、技能的训练或某个职业路径的起点。它呈现出一种块茎或者根系的结构——在日复一日的阅读、思辨与教学中悄然展开，借由向内的阅读与向外的言说，连接起自我与他人。它教会我们去倾听文本中最隐微的细节，也提醒我们，每一个表达者无法推卸的责任。今年是我进入汉语言文学的第十九年，也是我工作的第九年，对专业的感受与观察尚未完成，我将扎根其间，持续书写、持续思考、持续回应，与我的无数位同道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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